【编者按】

11月9日，由来自中国多所顶尖高校与智库专家学者联合撰写的研究报告——《多极化世界中的中欧关系》在北京举行发布会，同时还举行了“中国欧洲研究智库网络”成立仪式。

尽管近一个时期的中欧关系由于欧方“去风险”的论调和措施而不时阴云笼罩，但在单边主义盛行、全球经贸合作震荡、地区冲突延宕不决、核风险加剧、应对气候变化日益紧迫等背景下，中欧在很多领域仍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与合作需求。该报告也正是希望在“百年变局”和“时代转折”的关键节点上，为当前的中欧关系勾勒出一个基本轮廓，并引发对中欧关系所处环境、独有的性质、发展动力以及变化规律等问题的深入思考。

报告发布之际，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已刊出由五位参与报告撰写的专家结合报告内容对中欧关系展开的深入讨论。今天刊出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教授为报告撰写的前言。

崔洪建教授（右一）在“多极化世界中的中欧关系”研究报告发布会上讲话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充满剧烈变化的世界中。这些变化带来的挑战除了频发的地缘冲突、停滞的世界经济和极端的天气变化外，最难以应对的是人类社会正面临一种可怕的知识断层和认知断裂的危机。现有的知识体系已难以对当前的复杂变化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日益严重的代际矛盾还在国家和社会内部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知识断层现象。疫情对人际和国际关系产生的疤痕效应尚未完全消除，与“地缘政治回归”现象相伴生的身份政治又不断强化，地球村正在分裂，世界依然是平的但有些地方正在重起高墙，“世界公民”的身份认知也不再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强烈的国家、民族和本土认同。不同国家和群体之间仍在坚持对话和沟通，但达成共识的目标往往被各执己见的结果所终结。因此正在出现的普遍的不安全感不仅仅是对生存、发展困境和代际鸿沟的忧虑，也是对由于缺乏有效沟通而产生的孤立封闭状态，以及随之而来的相互误解、排斥和敌意的恐惧。

我们都试图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努力驾驭变化并塑造未来。这些努力包括逐渐失去对经济全球化的信心，视自由贸易和开放经济为“天真”并不断远离它们；也包括在发展和安全两种需求之间寻找一种新的平衡，来继续维护全球分工能够带来的共同利益；有些国家采取激烈斗争的方式试图打破格局并重建秩序，也有些国家仍坚持通过温和渐进的路径来迎接变化并改良现实。无论出于何种意愿采取何种方式，如果抱着自身利益至上、零和博弈的逻辑，并采取拒绝相互沟通的方式，只会让变化更加难以驾驭甚至出现事与愿违的后果。眼前世界的动荡和混乱正不断地证明着这一点。

身处充满变化和困惑的世界，中国和欧洲这对伙伴迫切需要通过对话去找到重新认识世界、自己和彼此的正确方式，进而明确问题所在并通过合作而非诉诸竞争和对抗去寻求共同的解决方案。这不仅是因为尽管有所下降但中欧之间仍有每天高达20亿欧元的双边贸易额，也不仅是因为在过去近五十年中尽管时有摩擦和分歧，中欧关系仍然是双方相向而行利益共同的值得骄傲的成就，更重要的是中欧需要在世界变乱交织之际激发出对话与合作的潜力，让双方都意识到它们不仅能够共同为世界贡献增长和繁荣，也能够合力为世界提供更多实现和平、改进治理和消弭分歧的可行方案，同时能够为人类社会最终克服知识断层和认知断裂危机提供一个可靠的样本。在时代变化赋予的巨大责任面前，除了对话与合作，中欧别无选择。

尽管现状并不总是令人满意并且会不断地消磨理想，作为长期从事欧洲问题研究并非常希望和欧洲同行保持持续对话和深入交流的中国学者，我和我的中国同事们一致认为，对于人类进步的所有期待、关于欧洲的所有印象和中欧关系的所有认知都不允许我们轻易地向现实妥协。因此来自中国最具代表性的高校和智库的欧洲研究者们，立意建设一个中国欧洲研究智库网络，希望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来呈现中国研究界对欧洲的全面认知和对中欧关系的深刻关注，并以写作并发布研究报告的方式为与欧洲同行进行持续交流提供一个载体，为欧洲提升“中国能力”提供有益的帮助。

我们推出的第一部报告，是希望在“百年变局”和“时代转折”的关键节点上，为当前的中欧关系勾勒出一个基本轮廓并引发出对这对重要双边关系所处的环境、独有的性质、发展的动力以及变化的规律等问题的深入思考。

通过长期的观察和思考以及为期近一年的写作，我们力图在报告中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中欧所处的时代环境和观念形态变化如何影响双方的自我及相互认知？

中欧如何在经济变局中从更高层面去寻找利益共同的新格局和新模式？

以及地缘政治如何在中欧之间制造分歧的同时又在提供增进理解和共识的机遇？

一、明确时代变化的主题和方向、中欧关系承受的环境变化压力和应具备的相互认知能力是理解中欧关系的首要问题。

我们将对这个首要问题的讨论放在报告的开篇，分别呈现在“世界政治中的中欧关系”“欧盟的多极化认知与中欧多边主义合作”以及“相互认知与制度差异：破除中欧之间的心理障碍”等三篇文章中，从世界政治观念和经济形态变化、中欧的世界观秩序观比较以及中欧相互认知变化三个角度，展示出中欧关系的复杂内涵和广泛外延，探索中欧关系与观念、历史和世界变化之间的关联性，分析影响中欧关系变化的多维度多层面的复杂因素。

在有关世界政治因素的讨论中，作者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观察到在新自由主义兴衰下世界市场逻辑的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分化和国际贸易性质的转变，并对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多元主义等激荡当今欧洲的重大政治现象进行了严肃的讨论，得出“中国和欧洲在同样的世界政治框架下面对同样的思想动荡与结构转换，两者的价值观念与利益诉求既存在巨大的共识，又包含着复杂的差异”的结论，并对中欧关系寄予了“只有深入洞察当前世界政治中的‘过程性结构’，即政治演化中的主导性力量，才能避免对旧有概念和框架的固执和保守，并迎来一个真正的进步的变革前景”的理性期待。

对世界格局多极化以及多边主义的认知恰恰揭示了中欧之间“既存在巨大共识，又包含复杂差异”的现象。在有关多极化与多边主义的讨论中，作者对欧盟的认知历程进行了详尽梳理并不无尖锐地指出，尽管欧洲试图维护对多极化认知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在内外政治目标、国际地区形势以及对外话语叙事变化的影响下，欧洲也经历了从拒绝到反思到部分接受再到重新解读的曲折过程，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寻求与“多边主义”这一欧盟重要话语体系的对接。对多极化与多边主义进行探讨的现实意义是，尽管中欧在共有概念下对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的变化方向有不同的理解和诠释，但反对单极世界和霸权主义可以成为双方的共同目标，双方已有的多边主义合作基础和正在出现的寻求战略共识需求可以成为实现共同目标的动力。

同样反映出中欧在观念和认知领域复杂关系的是双方如何对待相互认知和制度差异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发生的迅速变化不断突破欧洲的认知范围、历史经验和政治预期，在欧洲复杂的政治心态和舆论生态作用下，又不断生成好奇、赞赏、困惑、疑虑等更为复杂的对华认知，进而直接影响到欧洲精英们的政策逻辑和行为方式，似乎为欧盟形成对华政策的“一个声音”并向“制度竞争”方向制定政策提供了某种认知基础，但在现实中却引发巨大的利益分歧并激发出欧洲各国对华认知和政策的多样性。在对华认知变化的后面，是部分欧洲舆论对国际格局深刻变化和中国坚持自身道路的不适应、不接受但又难以逆转的复杂心态，成为中欧必须共同努力加以破除的心理障碍。

二、认清共同利益的基本格局并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维护中欧关系经济基础的前提。

报告收官之时，正逢欧盟决意对中国产电动车征收为期五年的反补贴关税之际，这也成为中欧经贸关系正从优势互补型合作转向合作与竞争并存状态进而需要实现更高水平合作的关键节点。

在“合作与竞争并存的中欧经贸关系”一文中，作者采用综合研究方法和大量详实数据，系统分析了中欧在贸易、投资和产业领域的关系现状，指出欧盟提出的对华“去风险”政策产生的影响，并着重分析了中欧在电动车领域出现争端的来龙去脉。在对地缘政治变化和竞争力因素的根源进行分析后，得出了中欧经贸不可能脱钩、寻求绿色数字新领域突破、探讨共赢合作升级方案的结论。

在“欧盟供应链安全战略及其对中欧关系的影响”一文中，作者在对欧盟供应链安全战略进行详尽剖析的基础上，揭示出中欧经贸关系在当前地缘经济转型和地缘政治冲击下的极端复杂态势，为认识中欧经贸合作应携手应对共同挑战而非视彼此为威胁的紧迫性、必要性和现实性提供了一个生动、直观和详实的注解。

三、共同合理有效地应对地缘政治变化及其震荡冲击，是时代和格局变化赋予中欧关系的新挑战和新机遇。

如何认识地缘政治的剧烈变化并应对其产生的震荡冲击效应，不仅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严峻挑战，也是中欧关系面临的新的重大课题。

报告中的“中欧对当前地缘政治危机的共识与分歧”一文，从中欧对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以及南海问题三个热点问题的各自形势判断和政策立场分析入手，对双方在地缘冲突问题上的现实利益考虑、复杂的政策制定和实施环境以及政策后果等要素进行了比较研究和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尽管在是否结盟应对、是否在危机或冲突的历史因素、现地状态和未来安全架构之间形成前后一致立场、是否坚持和平方式主导寻求局势降温等方面，中欧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但中欧在反对使用核武器发动核战争、中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在倾向政治解决、维持平衡立场以及寻求包容性的地区安全架构等方面也有明显的共识，并且随着局势的进一步升级或蔓延，中欧之间的共识具有越来越大的拓展空间。同时在乌克兰危机与巴以冲突之间，中欧对后者的共识显然远大于前者。

在应对地缘政治挑战现实案例的背后，是中欧双方安全观念的变化和表达。“两场冲突下的欧洲安全观嬗变”一文对冷战结束以来欧洲安全观的历史沿革进行了严谨的梳理，从战争与和平、发展与安全、实力与安全等维度分析了变化的原因，并聚焦当前在面对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两场地缘政治对抗同时爆发并延宕的背景下，由“战争观”、“实力观”、“国际观”和“秩序观”等因素共同构成的欧洲安全观的变化，认为欧洲要树立起正确、合理并且可持续的安全观并付诸实践，就需要在安全与发展、欧盟与成员国之间权能分配、战略自主与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以及全球治理与安全治理等诸要素之间树立新观念、建设新体系并实现再平衡。

从应对挑战的现实政策比较分析到欧洲安全观念变化的梳理总结，报告有关中欧应对地缘政治挑战的讨论更具雄心，希望着眼于当前及未来，提出“中欧安全对话与合作：基础、路径与挑战”的问题。安全观念和愿景共享、共同的现实需求以及不存在重大地缘战略冲突为中欧开展深入的安全对话和务实的安全合作提供了基础。尽管中欧在安全观念、威胁认知、行动方案、现实能力及外部环境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可以在核不扩散与军备控制、联合国框架下的维和行动、反恐、反海盗及反跨国犯罪、数字与网络安全、气候与能源安全以及地区热点问题解决等六大领域深入探讨开展对话与合作的可行性，通过机制建设与探讨共同行动方案来不断增进战略和安全互信，将安全领域作为中欧关系实现观念对接、机制更新升级、履行共同责任的新的增长点，让双方成为名副其实的战略伙伴。

四、既要立足现实不断应对好当前变化产生的诸如维护能源安全这样的新问题，又要面向未来推进双方在绿色和数字转型领域的共识和行动方案，这是中欧关系将历史成功经验和未来远大前景之间紧密联结起来的不可错失的重大机遇。

“中欧在能源安全与绿色转型领域的合作空间”与“中欧在数字领域的合作与竞争”两篇文章，分别从不同领域出发但得出了极为相似的如下结论：在新兴发展领域摆脱“泛政治化”和“泛安全化”的消极影响，巩固并提升合作意愿、不断探索互利合作新模式，在规则规制、安全治理和技术产能方面进行深入对话并把握住可能稍纵即逝的合作机遇。能源、绿色与数字领域的升级转型不仅将改变中欧经贸关系的既有形态，也将为双方超越当前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格局，最终为实现未来更高水平、更可持续的合作新格局铺平现实道路。

报告封面

出于学者们本能的问题意识，报告不寻求统一的结构和逻辑，而是写作者出于各自的研究兴趣和关注领域从某个侧面或局部去进入中欧关系这个丰富的体系。但出于对欧洲的深入了解和对中欧关系变化全面而现实的关切，报告最终又呈现出写作者们对当前欧洲和中欧关系变化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印证的全景式扫描。据此可以得出的基本结论包括：

1. 中欧关系的当前变化是世界政治演进、认知逻辑变化、经济格局重组和地缘秩序转型等一系列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无论是中欧关系的稳定、调整还是重塑都需要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2. 世界格局朝向多极化方向演化的巨大不确定性和经济全球化正在经历的阶段性调整，是当前中欧关系的主要国际环境，也是内外压力的主要来源。适应国际环境的巨大变化并不断化解内外压力，成为中欧面临的共同挑战。从应对共同挑战而不是相互视为威胁出发去保持动力并挖掘潜力，是中欧关系实现稳定向前的重要观念前提。

3. 尽管受到逆全球化等复杂因素的冲击，经济领域依然是中欧之间最强大的利益交集，是最能体现中欧关系韧性的方面。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普惠包容新阶段转进，符合中欧的各自利益和共同利益。中欧经贸关系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解决的不是要不要“去风险”的问题，而是要为共同管控风险、建立新的合作模式寻找解决方案。欧洲方面现在更应当关注的，不是在贸易救济、投资审查、产业政策方面去确立规则主导权并试图通过税收、罚款、诉讼或行政干预等工具将其强加于中方，而是认真地思考自身利益所在及与中国的利益交集，并和中方就规则对接和互洽进行深入的对话。

4. 中欧都不同程度地承受着地缘政治剧烈变化带来的风险、损失和挑战，一个愈发“地缘政治化”甚至陷入集团式对抗的世界，不符合共同利益植根于和平国际环境与国际秩序渐进改革进程的中国和欧洲。中欧应当首先在观念层面确立视彼此为安全伙伴而非对手的牢固共识，进而通过激活并更新对话机制，就寻求安全关切与发展需求之间平衡、拓展冲突预防与危机管理空间，以及在亚欧地区建设综合、合作、共同及可持续的安全架构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同时，中欧应提升就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及其他现实或潜在的地区热点问题的对话频率和交流深度，在积累共识的同时不断产出具体可见可持续的成果。

5. 前景难测的世界变化需要中欧作为建设性力量发挥创造性作用。维护并加强常态化、可拓展和可持续的人文交流和知识对话，是确保中欧双方在变局面前增进相互理解、避免认知偏差和寻求共同解决方案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中欧都面临着“to get Europe/China right”的紧迫任务，但建立和提升中国/欧洲能力（China/Europe Competence）的重要前提是共享知识和经验，并对相互差异保持合理的开放与包容。只有保持对话交流的方向和知识创新的活力，才能从根本上为中欧关系实现创造性发展提供底层逻辑，在增强自身韧性的同时为困顿的世界提供更多示范和信心。

（该报告“前言”原标题为“世界需要更具建设性和创造性的中欧关系”，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