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乞力马扎罗山以坐落在赤道地区但白雪皑皑而闻名于世，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明威的名作《乞力马扎罗的雪》更加强化了这种反差极大的意象。富士山是一座活火山，上部熔岩和灰石堆砌，光秃裸露，然而，富士山却以日本的象征以及葛饰北斋的名作《富岳三十六景》之《神奈川冲浪里》和《凯风快晴》而名闻遐迩。从这个意义上说，富士山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环境的存在，更是一种精神的、灵性的存在。这两种存在并不完全统一，但却相互强化，共同完成了富士山的形象塑造，并将继续赋予富士山新的内涵。
《富岳三十六景》之《凯风快晴》
作为自然环境的富士山是一座复式活火山。日本处在西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上，发生地震是家常便饭，火山爆发也屡见不鲜，富士山就是火山多次爆发堆积的产物。大约10万年前，富士山开始喷发，逐渐形成小御岳火山。大约从1.1万年前开始，富士山火山重新活跃，形成古富士山。进入历史时期后，富士山火山更为活跃，尤其是在奈良和平安时代，不但顶部的火山口喷发，山腰也频繁喷火和喷烟，逐渐形成了覆盖前两者的、今日可见的新富士山。最近一次大规模喷发就是发生在江户时代的宝永大喷发（1707年），在火山口周围形成了富士八峰，即剑峰（3776米，富士山和日本最高峰。）、白山岳（释迦岳）、伊豆岳（阿弥陀岳）、朝日岳（大日岳）、势至岳（大成岳）、三岛岳（文殊岳）、久须志岳（药师岳）、驹岳（浅间岳）。此后虽然没有大规模喷发，但山顶的火山口经常会发生小规模的喷烟现象，逐渐形成了今日所见火山口的大内院和小内院之分。富士山主体旁边还有作为寄生火山的长尾山和宝永山，后者近年来还曾发生喷火现象。由于地质作用，在富士山脚下逐渐形成了富士五湖，即河口湖、山中湖、西湖、本栖湖、精进湖。富士山山形呈圆锥形，山脚下种植了大片涵养林，上升到2000多米后，几乎没有植被，只有火山灰，顶部全是巨石和熔岩。每年9月下旬，富士山顶部开始下雪，给富士山披上雪白的盛装，翌年春天雪开始消融，富士山露出本来面目。作为自然环境的富士山既有自己的生命节律（根据有记载的17次喷发的时间计算，富士山大约120年喷发一次。），也会随着气候和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面貌。
然而，富士山之所以闻名世界，并不完全是因为它的自然特性，而主要是因为它的文化特性。1998年，富士山所在的静冈县和山梨县联合制定了《富士山宪章》，致力于将富士山作为公共文化遗产或具有人类普遍价值的遗产进行保护；2013年，富士山被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日本的第十三个世界文化遗产和第十七个世界遗产。文化环境史研究人对环境的感知以及这种感知对人利用环境的指导作用，在人与环境的互动中体现文化的本质。文化的载体有实物、语言，也有口述等形式，但其中都蕴含了人对环境的认识。富士山的文化环境史包括不同时期的人（包括日本人和外国人）对富士山环境的感知，以及这种感知如何影响了人对富士山的利用，进而影响了人与人的关系等。由于富士山是活火山，因而富士山的文化环境史也是变化着的，在不同时代、不同人眼中具有不同的特点。
富士山是日本人心灵的栖息地。传统时代的日本人信奉万物有灵，富士山以其神秘莫测而成为崇拜对象。富士山喷发时带给周围民众灾难，是恶灵；静息时带给周围民众水源和生计，是善灵。这种变幻不定的性质促使人们通过祭拜的方式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富士山信仰肇始。佛教传入日本后，逐渐与富士山信仰结合，形成具有性别特点的、有组织的宗教信仰。在山上修建神社，祭祀浅间大菩萨和大日如来，这显然是男神。与此同时，尤其是与筑波的男体山相对，富士山被认为是木之花开耶姬在世间的居所，火山喷发就像大地子宫释放强大能量，显然，这样的富士山神是女神。前者代表冷峻、坚毅、雄伟等特点，后者代表柔美、纯洁和典雅等特点。不管人们崇拜的是男神还是女神，他或她都要有助于人解决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物质或精神问题，有助于人为来世求得好报应。能否达到这些目的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得道高僧对教义和崇拜形式的再创造。江户时代的长谷川角行（1541-1646年）创立了“富士讲”，传播富士山信仰教义，扩大富士山信仰的影响范围。食行身禄（1671-1733年）把咒术式修行规范改为人人都需要遵守的日常生活道德规范，从而让信众在勤劳生产和努力生活中体验富士山神的恩泽，接受富士山神对不法者的惩罚。然而，在江户时代，并非人人都可以来到富士山参拜，于是在全国各地修建了若干“富士冢”，既方便信众参拜，又让富士山形象深入人心。富士山信仰由富士山周边的局域性信仰变成了全国性信仰，由修行者的信仰变成普通大众的信仰，从修道者的玄妙追求变成百姓的伦理修养。然而，在德川幕府看来，这是一个影响范围不断扩大的“异端”，对政权造成潜在威胁，于是下令禁止和取缔“富士讲”。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建立了近代天皇制国家，毫无疑问，天皇是明治国家的代表，日本是皇国。虽然天皇万世一系，但既不能永恒，也不能聚合不同阶层的人们，而富士山以其最高峰和神秘性内涵而成为凝聚日本人的象征。具体做法就是在国定各层级的教科书中向日本人灌输富士山认同。在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时期，富士山成为统治者鼓噪极端民族主义的基础，为富士山而战、为富士山获得荣光等让日本民众迸发出超人的战斗力。然而，盟国和美国军队也利用日本的富士山信仰进行心理战，在投入日军阵地的传单、向日军广播的节目中都以富士山唤起日军将士的怀旧和思乡感情，从而消磨甚至粉碎日军斗志。二战结束后，天皇变成了人，富士山信仰和富士山作为日本的象征虽然依然存在，但已经成为个人的、和平的象征，甚至具有了一定的商业品牌价值。富士山信仰的内涵随着时代精神的变化而发生了深刻的、扬弃式的变化。富士山信仰变成了符号，是与樱花、新干线等一样的日本民族认同的媒介。
外国人也借助富士山来理解日本，或者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或者把它变成他者。据说，第一个登上富士山的是英国驻日大使阿礼国。其实，早在1543年，漂流到种子岛的西方人第一次踏上日本本土，此后，沙勿略等传教士开始在日本传教。江户时代虽然实行了锁国政策，但在长崎出岛与日本人进行合法贸易的荷兰人必须进行江户参府，在此途中，受到严格监视的西方人第一次看见富士山，得到心灵慰藉。在他们留下的文字记录中，富士山是世界上最美的山，云雾缭绕，白雪覆盖，直冲霄汉。佩里叩关后，到江户的美国人增多。他们看到的富士山庄严壮丽，威震四方。1860年9月，阿礼国登上了富士山，他感受到富士山的美丽，但下山途中遭受暴风雨的袭击，也感受到了富士山的愤怒和惩罚。可以说，富士山给阿礼国留下了复杂印象，这不同于先前从远处眺望富士山的外国人的单纯感受。明治维新之后，来到日本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他们看到了富士山孤高的一面，并从基督教的视角出发进行理解。如曾经担任明治政府法律顾问的法国人乔治·布斯凯对富士山形成崇敬之情，因为“火山遮住了圆圆的太阳，就像是教会巨大的圣人一样，身着紫色外套，头部周围散发着光芒，强有力地伫立在那里”。显然，这时外国人不再是因为在现实中不自由、甚至为了讨好幕府而歌颂富士山，而是从自己的文化本位出发来理解富士山的神圣性。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传教士采取的用日本惯习来理解基督教的思路正好相对。此后，在许多西方人的眼中，“富士山和艺伎”成为日本的象征，于是富士山就既具有优美与庄严的自然美，还具有阴柔与虚幻的人为之美，似乎是需要改善和优化的建构。战后美国占领时期，富士山与天皇、艺伎一样被去魅化，变成了与新干线、樱花一样的客观存在，这与把日本人变成“经济动物”的趋势是一致的。
最早留下富士山观感的中国人据说是清朝的漂流民高山辉。在他从江户被遣返长崎的途中，他看到的富士山六合无双，恐怖异常。甲午战争之前，到过日本的中国文人用有关泰山、昆仑山等的传说比照富士山，把富士山作为日本国的象征，既肯定其灵性，又赞颂其自然美。甲午战争之后，富士山的形象在中国文人的心目中发生了很大变化。富士山不再是单纯的日本风物，也不再是东亚文化在日本列岛的标志，而是日本民族精神的象征，是侵略者的代名词，于是，发出了“攻占富士山”的号召。与作为强者的西方人眼中的富士山形象不同，作为被侵略者的中国人心中的富士山就是扩张之源，是必欲战而胜之的存在。由此可见，富士山的环境基础在历史时期并未发生剧烈变化，但它的文化形象在不同人群和不同时期却发生了剧烈变化，甚至变成了截然相反的存在。富士山环境文化不但是自然的客观反映，更是一种受制于时代和民族属性的文化建构。
富士山以其独特的环境和文化成为保护区和文化遗产，形成了独特的保护文化。这种保护文化既包括自然环境保护，也包括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对富士山的自然环境保护不是战后才有的，其实早在平安时期就产生了为了保持富士山的清洁而禁止女性登山的规定，因为当时人们认为，女性登山会污染富士山，进而招致气候变坏，既影响富士山的环境，又对山脚的民众生活造成危害。然而，禁止女性登山并未把富士山变成纯净的山，相反富士山因登山者随地大小便而逐渐污秽不堪，导致附近村民对登山者的厌恶和排斥。这催生了不能把自己生产的垃圾留在富士山上的习惯的产生。在绘画和文学作品中，富士山永远以明亮、柔美的形象示人，但当照相机发明和摄影技术发展后，富士山阴暗、丑陋的一面被展示出来。摄影颠覆了富士山的片面甚至想象的形象，平衡和恢复了富士山的真实形象。这就产生了是仅仅保护富士山美好的一面（根据人的需要）还是原原本本保护（从环境的整体性出发）的争议，当然，这还只是保护思想的萌芽，并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1936年，日本设立了富士山箱根伊豆国家公园，保护火山和海岛环境，但是，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中，这个国立公园主要变成了旅游观光之地，是经济发展优先的环境保护。在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在富士山脚下随意进行建立工厂、修建高速公路、开设高尔夫球场等经济开发活动，造成严重空气和土壤污染，植被枯死和水源枯竭，垃圾乱扔和粪便臭气熏天，导致富士山处于濒死状态。即使想远眺富士山，也成了不易实现的奢望。据统计，在明治十年（1877），一年中约有100天可以从东京眺望富士山，到了昭和四十年（1965），只有20天。虽然那时日本以迅速走出战后和实现高速增长而自豪，但看不到富士山对具有富士山崇拜信仰的日本人来说不啻是一种嘲讽和巨大打击。
与日本的环境保护整体进程相一致，富士山保护也经历了从反对公害到保护环境的过程。日本在1967年通过了《公害对策基本法》，反对公害就是解决对人体造成的伤害问题，形成有利于人生存的健康环境。1972年，日本通过了《自然环境保全法》，保护原生态自然和奇特地质景观等，但在主要关注人体健康的时代，富士山的自然环境保护并非得到落实。只是到了1990年代后，作为精神寄托的富士山环境保护才全面提上日程（1993年，日本通过了《环境基本法》。）。平成十年（1998年）11月18日，山梨县和静冈县联合制定了《富士山宪章》，号召保护富士山自然环境。宪章认为富士山是日本人心灵安放之地，具有多样和丰富的自然元素，孕育着富有特色的地域社会和文化，其人与自然共生的景观、历史和文化本应世代传承，但为了发展经济，富士山被过度利用，自然环境遭到破坏，而且很难在短时期内得到恢复，因此，宪章倡议，学习自然，亲近自然，感恩自然；守护美丽自然，养育丰沛文化；减轻自然环境的负荷，寻求人与自然共生；保护富士山自然环境，人人都要积极行动起来；把富士山的自然、景观、历史、文化传之后世，永续利用。但是，2003年，当两县准备申请富士山为世界自然遗产而邀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议时，却遭到挫折，原因之一是富士山垃圾太多，“白川”恶臭不雅。在登山道两旁丢弃了大量垃圾，未经处理的便溺和卫生纸顺坡下流，形成白色臭水沟，在山脚树林和道旁乱扔乱堆建筑垃圾、废弃家电等不易降解的垃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当地政府和公民社会合作，推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例如，成立了非政府组织富士山俱乐部，带领志愿者定期上山清理垃圾，为山小屋安装可自然降解的厕所，加装多种语言指示牌等。这一切都有效改善了富士山的环境质量和形象。
2013年申遗成功后，为了应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后续检查，两县还成立了一系列官方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继续推进富士山环境的改善和保全。在落实《富士山宪章》方面，成立“富士山宪章推进会议”，发动了“富士山一亿人运动”，扩大对富士山自然环境的理解和保护；在具体保护措施方面，设立垃圾监督员，巡视和纠正游客乱扔垃圾的行为，设立富士山环境学习支援计划，用举办讲座等形式提升相关人员的环境知识水平，建立富士山环境信息发布机制，用主页和手机发布等方式及时把环境信息传递到所有人，设立富士山麓环境美化网络，负责保护山脚环境；在具体环保项目方面，保护青木原树海的原始森林，保护富士五湖的水质和安静，继续清理和处理各种垃圾，改善上山道路及其沿途环境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为了进一步挖掘富士山的生态和文化意义，为了进一步推广富士山文化，山梨县和静冈县都成立了由著名专家领衔的机构。静冈县建立了富士之国静冈地球环境史博物馆，邀请著名环境考古学家安田喜宪担任馆长，从地球环境的视角向观众宣传富士山的环境知识及其独特地位；山梨县设立了富士山研究所，邀请著名民族生态学家、原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副所长秋道智弥担任所长。显然，这两个机构并非仅仅关注富士山本身，而是要从世界环境和文化遗产角度重新理解和定位富士山，进而使之成为真正的世界文化遗产。
另外，富士山环境保护需要财力支持。与世界其它国家公园和世界文化遗产一样，富士山也存在着保护和利用的博弈。环境保护需要资金支持和限制游客数量，当地政府期望发展旅游经济，这两者虽有矛盾但不是不可调和。从2016年开始，富士山鼓励游客捐助，2023年静冈县获得捐助61306454日元，山梨县获得103672726日元捐助。这些捐助主要用于三个方面，即自然环境保护（改善山小屋生态厕所，设立临时公共厕所），预防火山爆发的准备（准备安全帽和护目镜，五合目安全指导中心建设），其它设施建设（救护站、外国人口译援助、及时发布富士山相关信息）。从2024年登山季开始，对吉田口登山线路实行限流，每天不超过2000人，另外每人收费2000日元。通过采取这样的措施，一方面减轻对富士山环境的人为压力，另一方面为改善富士山环境筹集资金，最重要的是提高游客的环境保护意识和行动能力。
富士山虽然是日本的象征，但它的环境文化也是随着人们认识和时代精神的变化而变化的。其中的核心是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是环境保护优先还是经济发展优先抑或二者取得平衡？这取决于人怎么认识环境的价值。当人从传统宗教角度认识富士山自然环境时，一切都是在冥冥之中注定的；当人从经济理性角度认识富士山自然环境的工具性价值时，环境保护即使已提上日程但事实上还得为经济发展让路；只有当人类进入丰裕社会并从环境的整体性和有机性角度认识富士山自然环境的内在价值时，偏重于环境保护的经济发展才能落实。
富士山环境文化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那就是登山运动文化。在古代，富士山是神灵居住的地方，人只能“遥拜”。当富士山成为修行者的圣地后，登山就成为修炼修验道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最早登富士山实际上是一种宗教行为，是修行之道。传说中的役行者在山上通过苦修来体会教义，约束自己的欲望、纯洁心灵，获得神力为人治病，但普通百姓并不需要通过登山来修行。直到佛教、道教传入日本并与神道教结合形成修验道之后，由于寺院都建在山里，于是在信教者中逐渐形成了攀登名山以修道的风尚。平安时代后期，末代上人攀登富士山数百次，带动了普通人的登山活动。在室町幕府时期，富士山的各大登山口逐渐开辟出来，山小屋逐渐建立，登山设施渐趋完善。行者长谷川角行登上富士山126次，在半山腰巡游33次，获得神力帮助民众祛病消灾。他的行为带动了攀登富士山的热潮。在明治时期，不但日本男人热衷于攀登富士山，外国人和日本女性也冲破阻力，逐渐加入攀登者的行列。攀登富士山说起来容易，但实际上还比较艰难，尤其是御殿场口线路。1889年8月下旬，英国人小泉八云登上富士山，他记录的登山过程相当跌宕起伏。“富士山从远处看十分令人憧憬，但实际攀登时，苦不堪言。黑色山坡上还有残雪，让人联想起被烧剩下的女性头盖骨上只剩下雪白的牙齿还十分显眼的情景，致使精神状态达到崩溃的边缘。但是，在拖着脚步登上山顶后，精神重新恢复到轻松的状态，随即四处观察起来。”（《富士山与日本人》，第十三章，外国人眼中的富士山。）他如实记录了攀登富士山过程中生理和心理上的变化，展现了攀登富士山的魅力，即痛并快乐着。与修行者一样，在登山过程中，普通人的身体和灵魂也都得到了升华。
其实，从纯粹体育运动的角度来说，登富士山的训练和竞技价值并不高。相对于世界上著名的八大峰，富士山的高度有限，地形、气候等也不复杂，挑战性不够；相对于乞力马扎罗山，富士山在登山季几乎看不到雪，周围也没有野趣，年轻人甚至可以完成日归的行程；相对于西雅图的雷尼尔山，富士山的登山线路比较成熟和人工化，训练价值有限。就登山运动本身而言，日本真正的登山家向往的是外面的世界，登富士山只是熟悉和适应的垫脚石；对科考人员而言，登富士山是实践调查手段的试验和进行比较研究的资料积累。既然如此，为什么每年还有30多万普通人争先恐后要登富士山呢？关键在于它的文化，富士山是日本文化的象征，通过攀登富士山可以更好理解日本文化及其变迁。对游客而言，登富士山是体验日本文化象征的过程；对普通日本人来说，登富士山或者是亲自体验富士山的独特魅力，或者是证实作为日本人不虚此生的机会，或者是在登山过程中寻求解脱和升华的努力，或者是认同岛国仙山的日本形象的契机……
具体而言，日本是一个70%的土地是山地和森林的国家，处在季风亚洲气候带上，动植物类型并不丰富。然而，在登富士山的过程中，不但能够感受到沙石环境，还能看到不毛之地，这种奇特性让熟悉日本环境的人们产生好奇。登顶之后看到的人为景观与自然景观浑然一体仿佛让人有效融入自然，成为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处在巨大火山口，人显得渺小和无助，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自大荡然无存。近在眼前的鸟居和神社把人带入神或精神的世界。处于天地之间的人、自然与神融为一体，有机统一。这种体验和感受与在远离城市的喜马拉雅山和乞力马扎罗山上获得的体验很不一样。在活火山上行走自然会产生对生命无常的担忧（富士山已经休眠300多年，已经超过惯常的120年爆发周期很多。），使人产生人生虽短但值得绚烂的理念，而这正是日本文化的精髓之所在。如果是夜晚攀登，感受和体验自然不同于白天。穹顶之上繁星点点，星河灿烂，穹顶之下，霓虹闪烁，城市不夜天，攀登者宛如发光的游龙，盘桓在荒凉的沙石山脊上。人在天地间、在仙俗两界间漂泊的感觉是在世俗世界体会不到的。日出东方，从若隐若现到冉冉升起，不禁让人想起日本自谓“日出之地”的说法。与此同时，翻滚的云海和瞬时出现的御来光给人以梦幻感，神奇的自然现象被融入日本文化，成就了日本文化不同于其它文化的特点。文化以环境为基础，但文化又是人的创造和对环境的再创造，登山有助于体会环境文化的独特性。
在工业化凯歌猛进的时代，奥尔多·利奥泼德发出了“像山一样思考”的呼唤。如今，在全球环境恶化已经影响到人类生存的关头，在日本这个已经进入丰裕社会的国度，富士山的文化环境史给出的启示就是：像富士山一样思考，从富士山出发救赎人和地球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