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不落之城的陷落
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五月五日深夜，困守国都晋阳的北汉末代皇帝刘继元开城投降，五代十国中的最后一国落幕。赵氏皇帝终于实现了昔日“先南后北”的统一构想，半个世纪的乱世随之结束，历史将迎来陈寅恪先生所谓华夏文明演进的“造极”时代。
遗憾的是，晋阳城没能见证这一黄金时代。
开城四日后（十日），宋太宗赵光义下令“毁太原旧城，改为平晋县。以榆次县为并州”，并将城中僧道和富户迁至洛阳。又八天后（十八日），赵光义“幸太原城北，御沙河门楼。遣使分部徙居民于新并州”，旋即命令“尽焚其庐舍，民老幼趋城门不及，焚死者甚众”。次年四月，太宗又下令，“壅汾河、晋祠水灌太原故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
经过火烧水淹，一千四百余年的北方名都彻底消失在地平线。半个多世纪后，欧阳修出使河东，他在《晋祠》诗中描述的晋阳故地已是另一番景象：
古城南出十里间，鸣渠夹路何潺潺。
行人望祠下马谒，退即祠下窥水源。
地灵草木得余润，郁郁古柏含苍烟。
并儿自古事豪侠，战争五代几百年。
天开地辟真主出，犹须再驾方凯旋。
顽民尽迁高垒削，秋草自绿埋空垣。
并人昔游晋水上，清镜照耀涵朱颜。
晋水今入并州里，稻花漠漠浇平田。
这首诗作于“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的庆历四年（1044）。行人下马拜谒的祠堂和渠中的潺潺泉水，就是李白曾赞美的“时时出向城西曲，晋祠流水如碧玉”。（《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晋水从晋祠之畔发源东流，主要分为两支，南支径直东流注入汾水，居于其北（阳）的城池由此得名“晋阳”，北支则经由大名鼎鼎的智伯渠（传为春秋末年智伯裹挟韩氏、魏氏水灌晋阳城时所凿）向东北流入城中，入城之门由此得名水门，又名水窗门，（《永乐大典》本《太原志》）李白大概就是由此携妓“浮舟弄水”，向西南郊的晋祠驶去。
唐北都推想图（尹钧科《唐北都太原初探》）
李白与欧阳修不仅游览路线完全相反，见到的景象也天差地别。在李白的时代，晋阳经历东魏、北齐、北周、隋、唐的踵事增华，发展为东、中、西三城并列“汾水贯中城南流”的“天王三京”“雄藩剧镇”。（《秋日于太原南栅饯阳曲王赞公贾少公石艾尹少公应举赴上都序》）而欧阳修循着智伯渠北行，见到的已是一座废墟。
晋阳化为丘墟，对北宋而言则是“凯旋”。赵匡胤在位期间，北宋相继消灭南、后蜀、南汉、南唐，版图只余北汉一隅。太祖曾两次亲征晋阳，皆无功而返，后暴崩于第三次北伐发动之初，其弟赵光义在“烛影斧声”的疑云中继位，立誓“太原我必取之”。太平兴国四年的围城，既是北宋第四次征讨北汉，也是第三次御驾亲征，即欧阳修所谓的“再驾”。
北征前夕，太宗也难免惴惴不安，私下里召枢密使曹彬来问：“周世宗及我太祖皆亲征太原，以当时兵力而不能克，何也？岂城壁坚完不可近乎？”
晋阳，难道真是不落之城？
战事进行得异常惨烈，御前护驾的数十万弓弩兵一刻不停地轮班发射，“每诏给诸军箭数百万，必顷刻而尽”，“矢集太原城上如猬毛”，“矢石注洞屋如雨”。名将呼延赞时任铁骑军指挥使，攻城时冲锋在前，刚要登上城头就被守军击落，如此“及堞而坠者数四”。（《宋史·呼延赞传》）
晋阳易守难攻，确实与“城壁坚完”有关。据中唐宰相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图志》，晋阳城与晋阳宫墙皆高四丈（11.8米），《新唐书》也说晋阳城高四丈，而晋阳宫比晋阳城还高八尺。隋唐两京中最为宏伟的洛阳，其皇城墙也不过三丈七尺（近11米），只有宫城高达四丈八尺（约14米），若晋阳宫高四丈八尺，则与洛阳宫并驾齐驱，若高四丈，则仅次于洛阳，仍高于三丈五尺的长安宫城。正是依赖这一城防条件，晋阳成为安史之乱时“三京”中唯一没有沦陷的都城。
晋阳古城西城墙夯土遗址（笔者摄）
既然宋军已经在五月七日“毁太原旧城”，为何又要在十八日“尽焚其庐舍”？随着晋阳城化为灰烬，这个问题已永远无法解答。同样蹊跷的是，赵光义登临北城、居民强制迁徙与火烧晋阳发生在同一天内，尽管有朝廷出面组织（“遣使分部”），但仍发生“焚死者甚众”的惨剧，这似乎说明，焚城的念头是在某种情绪作用下突然涌现的。
晋阳城的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赵光义登临的城北门楼正是全城的制高点所在，不仅晋阳城尽收眼底，甚至可以眺望遥远的洛阳。从北魏的尔朱荣到东魏的高欢，从隋末的李渊到五代的李克用、石敬瑭、刘知远，“晋阳之甲”曾一次次以居高临下之势席卷河南，使洛阳触手可及。
或许，那天赵光义在晋阳城楼上也看到了汴梁？
凝视一座废墟
自先秦以来，胜利一方将敌国的都邑人口迁徙掳掠、城郭建筑涤荡销毁从而“墟其国”者不可胜数，“顽民尽迁高垒削”的故事在十六国北朝更史不绝书。
北魏分裂后，旧都洛阳沦为战场，侯景在河桥之战“悉烧洛阳内外官寺民居，存者什二三”，（《资治通鉴》卷一五六）武定五年（547）杨衒之重返洛阳时，那里已经“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洛阳伽蓝记·序》）北周灭齐后不久，驻扎在北齐故都邺城的相州总管尉迟迥一度联合旧北齐势力叛乱，时任大丞相的杨坚为绝后患，下令焚烧邺城，“移相州于安阳，其邺城及邑居皆毁废之”，（《周书·静帝纪》）九年后，隋平陈，隋文帝故技重施，将六朝古都建康“平荡耕垦”，（《隋书·地理志下》）夷为平地，于是“建康为墟”。
然而，长期作为霸府别都的晋阳竟成为一个异数，不仅躲过毁城噩运，而且成为隋初仅次于京师长安的“大都邑”。（《隋书·经籍志四》）《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晋阳城规模称：
府城，故老传晋并州刺史刘琨筑。今按城高四丈，周回二十七里。城中又有三城，其一曰大明城，即古晋阳城也，《左传》言董安于所筑。城中又有三城，其一曰大明城，即古晋阳城也……高齐后帝于此置大明宫，因名大明城……城高四丈，周回四里。又一城南面因大明城，西面连仓城，北面因州城，东魏孝静帝于此置晋阳宫，隋文帝更名新城，炀帝更置晋阳宫，城高四丈，周回七里。又一城东面连新城，西面北面因州城，开皇十六年筑，今名仓城，高四丈，周回八里。
府城和三座小城构成了一个层累堆叠且不曾中断的城市史脉络，从赵简子家臣董安于肇建城池，到欧阳修联想的“战争五代几百年”，它承载了春秋至隋唐的历史遗产，但并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王朝或君主，而是铭记了无数个事件与人物。在中国历史的上半场，晋阳城一次次成为高光时刻的历史舞台，最终，它本身也化作了这段漫长历程的记忆丰碑。
晋阳府城三小城推测图（爱宕元《唐代地域社会史研究》）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晋阳城的“秋草自绿埋空垣”才显得格外残忍。如巫鸿所说，与建立在宏伟石质结构建筑遗存上的欧洲废墟观念不同，古代中国对废墟的理解是建立在“取消”这个观念之上的：“废墟所指的常常是消失了的木质结构所留下的‘空无’，正是这种‘空无’引发了对往昔的哀伤。”（《废墟的故事：中国美术和视觉文化中的“在场”与“缺席”》）
秀荣（今山西忻州）人元好问就曾凝视这座“空无”的昔日首府：
西山万古壮陪京，一日汾流入废城。
浩浩市声争晓集，畇畇原隰但秋耕。
晋公老去诗仍在，越石亡来恨未平。
千尺浮图暮烟底，瓦盆浊酒为谁倾。
此诗题为《太原古城惠明寺塔秋望》，与欧阳修一样，元好问也是在秋天走入这座废墟。
登临晋阳古城西墙东望（笔者摄）
晋阳西侧从属于吕梁山系的一段山脉称为西山，大致呈东北-西南走向，近些年考古学者逐渐探明晋阳古城的城垣分布，值得注意的是，南北向城墙及重要建筑遗迹轴线全部呈北偏东18度。考虑到六朝建康城北偏东24.6度的中轴线正与城西长江的流向平行，（张学锋《所谓“中世纪都城”：以东晋南朝建康城为中心》）晋阳城的倾角应该也与西山山脉和汾河故道的走向相平行。经过东魏以来历代的经营，西山已成晋阳郊外盛景，有蒙山开化寺、龙山童子寺、天龙山寺等十余所石窟及寺，敦煌石室发现有三藏法师《题童子寺五言》云：“西登童子寺，东望晋阳城。金川千点渌，汾水一条清。”西山与汾河之于晋阳，正如邙山与洛水之于洛阳，钟山与大江之于建康。
晋阳古城城垣分布（《考古简报》）
东晋建康城复原图（张学锋）
西山与汾河亘古不变，但元好问目睹的陪京已经是一座废城。触发怀古之情的是惠明寺里的一座舍利塔，又称阿育王塔。此塔建于隋文帝仁寿年间，太平兴国四年焚城时毁于大火，据说后来废墟上常有“灵光”显现，于是宋真宗下令重建木塔，高二百七十尺，咸平二年（999）木塔毁于雷电，四年后，朝廷主持重修，改建为砖塔，高一百五十尺，时任河东路经略安抚使的吕惠卿为之撰写塔铭。在碑铭中，吕惠卿颇显心虚地对舍利塔的屡建屡毁给出解释：
唯我太祖皇帝以天授人与，既来四方矣，而刘氏独据太原，当是时，举天下之力以定一国，宜无不克者，而承钧以汉祀为辞，则终其身不为之加兵。至乎继元迷不知变，我太宗皇帝亲讨不享，城虽被拔，犹且力拒，亦为之却师以开其降，遂脱一国之民死，则我一祖一宗之至德深仁亦旷古之罕见者也。则我有宋国祚之长远，虽与佛日照临于无穷岂不宜哉！
在吕惠卿看来，太祖“举天下之力”三征北汉不克，不是不能，而是有心保全北汉宗庙香火，北汉投降前夕，太宗亲自在城南督战，彼时“士奋怒，争乘城，不可遏”，据说太宗担忧军队失控屠城，“因麾众少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此即所谓“脱一国之民死”。吕惠卿认为，正因为一祖一宗对太原“至德深仁旷古罕见”，所以大宋国祚无愧于“与佛日照临于无穷”，惠明寺塔的屡毁屡建就是明证，随着易于受灾的木塔改建为坚固的砖塔，这一见证将永远矗立在晋阳故城。
遗憾的是，改建后的砖塔又在元末毁于战火，明初重建时改为砖砌藏式喇嘛塔，后经清代维修留存至今。在近代移入晋祠之前，吕惠卿撰写的塔铭一直存放在舍利塔旁，元好问一定读过。事实上，元好问的另一首长诗就是对吕惠卿历史叙述的彻底反驳：
惠远祠前晋溪水，翠叶银花清见底。
水上西山如卧屏，郁郁苍苍三百里。
中原北门形势雄，想见城阙云烟中。
望川亭上阅今古，但有麦浪摇春风。
君不见，系舟山头龙角秃，白塔一摧城覆没。
薛王出降民不降，屋瓦乱飞如箭镞。
汾流决入大夏门，府治移着唐明村。
只从巨屏失光彩，河洛几度风烟昏。
东阙苍龙西玉虎，金雀觚棱上云雨。
不论民居与官府，仙佛所庐余百所。
鬼役天财千万古，争教一炬成焦土。
至今父老哭向天，死恨河南往来苦。
南人鬼巫好禨祥，万夫畚锸开连冈。
官街十字改丁字，钉破并州渠亦亡。
几时却到承平了，重看官家筑晋阳。
废墟之旅又一次从晋水与晋祠（惠远祠）开始。望川亭在晋祠悬瓮山（西山诸峰之一）上，传说始建于北齐。西山是眺望晋阳城的绝好处所，北齐文宣帝曾登西山童子佛寺望并州城，问曰：“此何等城？”侍臣回答：“金城汤池，天府之国。”（《北史·唐邕传》）而元好问在山上望到的，只有春风中摇曳的麦浪，“故宫禾黍”这一经典的废墟意象在晋阳得到了极度贴合的重现。
在元好问看来，北汉的投降并非无血开城，刘继元（薛王）虽降，但晋阳百姓不肯降，仍以屋瓦为武器抵抗到底，而晋阳大火则是赤裸裸的报复。来自南方的征服者迷信鬼巫禨祥，焚毁晋阳仍不罢休，像传说中秦始皇开凿秦淮河以泄断“金陵王气”一样，征发“万夫畚锸开连冈”，不仅如此，在汾河东岸唐明村上新建的并州城（即今日太原旧城的前身）又一律将十字街改为丁字路，目的是彻底“钉破”并州龙脉。晋阳的毁灭没有换来赵光义与吕惠卿所期待的“国祚无穷”，恰恰相反，中原北门顿失“巨屏”，河洛腹地向契丹与女真洞开，北宋终于与并州同归于尽。
值得注意的是，两首诗都提到了舍利塔的崩毁——“千尺浮图暮烟底”“白塔一摧城覆没”——这绝非偶然。前文已经提到，在元好问重访废墟时，舍利塔已被改建为更加坚固的砖塔，但在元好问的眼中，这座新塔宛如不存在。事实上，这类“反事实”叙述在诗中比比皆是，北汉百姓在开城后的继续抵抗与“钉破并州”之说不见于任何史籍，很可能是经由诗人进一步演绎的某种民间传说。尽管于史无据，但它承载了一种与北宋官方截然相反的历史记忆，在这种记忆里，晋阳从未被征服，更不会随着舍利塔的重建而被征服者所利用，因为真正的惠明寺塔已经在晋阳大火中彻底消逝。
阿育王塔（常盘大定、关野贞《中国文化史迹》）
阿育王塔今貌（笔者摄）
何处读残碑
目睹遗迹对于怀恋并州乡梓的元好问来说是无比残酷的，这种情感与明清鼎革后张岱目睹西湖惨象时的崩溃情绪有相通之处：
余生不辰，阔别西湖二十八载，然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而梦中之西湖，实未尝一日别余也。前甲午丁酉，两至西湖，如涌金门商氏之楼外楼、祁氏之偶居、钱氏余氏之别墅及余家之寄园，一带湖庄，仅存瓦砾，则是余梦中所有者，反为西湖所无。及至断桥一望，凡昔日之弱柳夭桃、歌楼舞榭，如洪水湮没，百不存一矣。余乃急急走避，谓余为西湖而来，今所见若此，反不若保吾梦中之西湖，尚得完全无恙也。
与张岱一样，元好问也不止一次地在梦中重建晋阳，不同的是，张岱毕竟见过西湖最美好的样子，故而在目睹废墟后“急急走避”，退而撰写《西湖梦寻》，而晋阳在元好问出生前二百年已化为焦土，他只能“想见城阙云烟中”——一座被浮想承托的海市蜃楼。
张岱的著述传承了古典中国的一种古老传统，如杨衒之撰写《洛阳伽蓝记》一样，通过文字承载回忆，使一座城市获得不朽。遗憾的是，晋阳城永远失去了这种可能，太平兴国四年的大火不仅摧毁了城郭中的木构建筑，而且磨灭了与之相关的历史记忆。
金朝大定年间《重修九龙庙记》碑载（嘉靖《太原县志》）：
《丁氏谈录》云：“兴国中，既克太原，迁其民毕出，万炬俱发，一夕焚荡，蔑有遗者，以故五代已前金石之文在故城者，悉无所得。”
《丁氏谈录》即《丁晋公谈录》，是北宋潘汝士笔录宋真宗时权臣丁谓言谈的一部笔记，多载太祖、太宗及真宗朝掌故，此书篇幅极短，《九龙庙碑》的引文不见于今本《谈录》，很可能是一条佚文。
据丁谓所说，不仅晋阳的宫阙府寺被“一夕焚荡”，承载历史记忆的金石碑刻也随着“万炬俱发”而被彻底毁灭。这一信息已经被考古证实。在晋阳西城墙“水窗门”附近探沟中，距离地表2.2米发现了大面积红烧土层，其中夹杂大量炭粒，建筑遗迹叠压在红烧土下，正是火烧晋阳的遗迹所在。（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晋阳古城2002-2010年考古工作简报》）近年考古学者又发掘了晋阳古城二号建筑基址，确定为唐五代佛寺遗址，在碑廊附近发现的碑刻碎石堪称触目惊心，保存稍好的一块依稀可读：“善之祥兼固□」□即隋之晋阳宫□」□特命良工塑北方」雄翼也武皇”。“武皇”即李克用，由此推测，佛寺的营建时间当不早于后唐，且其旧址与北朝至隋唐的晋阳宫有关。（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山西太原晋阳古城二号建筑基址发掘报告》）
“隋之晋阳宫”残碑（笔者摄）
拓本（《发掘报告》）
我们无从得知后唐的佛寺为何会建立在隋唐的晋阳宫旧址。据日本学者爱宕元研究，晋阳城内西北角的仓城是节度使府所在，很可能在晚唐五代“方镇为国”的过程中被纳为北汉的宫城，若如此，则仓城之东的晋阳宫旧址或许曾有所缩减，但也只是推测而已。
后人的茫然正是毁城者希望达到的效果。54块残石的破碎程度几近于残渣，绝非一般灾害、倒塌或击砸所能做到，这说明破坏者以彻底毁灭文字为目的，对石碑进行了不计人力成本的持续击打。前文曾提到，宋军对晋阳城曾进行两次破坏，分别是五月七日的“毁太原旧城”和十八日的“尽焚其庐舍”，现在看来，前者针对的是城中的府寺宫观，后者针对的是一般民居，“五代已前金石之文”的破坏应该在七日已经展开。
二号建筑基址残碑（《发掘报告》）
许多承载晋阳城高光时刻的遗迹似乎都在宋元之际被历史封存，比如蒙山开化寺大佛。据《北史》，北齐皇帝曾在晋阳西山开凿大佛，“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宫内。”如此巨像，却在五代以后湮没无闻，毫无踪迹可循，直到1980年，文物工作者王剑霓才在文物普查时重新发现，佛首已经崩毁，即便如此，佛像残高仍达46米，是北朝规模最大的摩崖造像。
蒙山大佛发现之初（李裕群《晋阳西山大佛和童子寺大佛的初步考察》）
蒙山大佛今貌（笔者摄）
学者对大佛的研究建立在一块已经不存在的五代后晋《重修蒙山开化庄严阁记》碑之上，碑中称：“据传记，开化寺北齐文宣帝天保末年，凿石通蹊，依山刻像”，李裕群推测，北汉碑所依据的“传记”很可能是北齐后主天统五年（569）所立的《蒙山碑》，这块石碑也已经不复存在。经过考古与修复，蒙山大佛已经作为景区向公众开放，在大佛脚下的佛阁基址上，存有一对来历不明的碑刻龟趺，其中一个风格颇有六朝韵味，可惜碑身已是一片虚无。
佛阁前的残碑（笔者摄）
“残碑”总引人无限遐思。顾炎武《与胡处士庭访北齐碑》诗云：“相与读残碑，含愁吊今古。”今天的太原城已无北齐碑可读，但仍不断有人努力接续今古记忆之间的记忆断裂，比如前文提到金代村民所立的九龙庙碑：
《晋阳志》云：“九龙庙在晋阳故城北郭，平晋县西二十里，面汾水，负蒙山，左顾沃野，右挟崇墉，嘉树结阴，柔桑环翠。乡人有言曰：曩昔玄武之旧基也。太平兴国四年，以城隳废，悉被焚毁。既而班白好事者悯其除荡，即于故处剏建九龙庙、风泊堂、西神宇各一。以其西有龙岗风谷，仰沾润之德，畏皷动之威，及蚕缫之功，当世急务，邦人因而祠之，请谒祈祷，继继不绝。”按北齐武定初置晋阳、大明二宫，隋唐踵丽增华，北有玄德门，又北即玄武楼，楼下有门通城外，其玄武神昭然有自来矣。清河四年移晋阳县于汾东，而城中置龙山县。《志》云凡寺观祠屋在太原境内，取其城中及郭外有古额，及故事可征、栋宇宏大者载之。
碑中引用的《晋阳志》未能传世，从引文来看，很可能是北宋毁灭晋阳城后诞生的一部地理志书，其用意与《洛阳伽蓝记》相近，希望尽可能记录下晋阳尚有掌故可稽的寺观祠屋，九龙庙就是其中之一。
据《晋阳志》作者对当地百姓的访问，晋阳大火之后，幸免于难的斑白老人不忍晋阳宫北的玄武楼沦为废墟，集结乡人建起了九龙庙。但据后文所述，金朝皇统七年（1147），城北风谷河泛滥，庙被冲毁，三十年后，乡人在术士的指导下择地重建庙宇，遂立此碑。
九龙庙戏台（笔者摄）
这同样是一方不复存在的石碑，也是有关九龙庙的唯一早期文献。按照金碑的记述，初建时庙内供奉的是“玄武神”，而到清代以后，一个新兴的传说逐渐占据主流，即庙中祭祀的主神是北齐神武帝高欢之妻、武明皇后娄昭君，这一传说最终成为九龙庙对外宣传的“定本”。从玄武楼的废墟到九龙庙的兴起，再到娄太后这位晋阳城昔日女主人的回归，是一场持续千年的记忆接力，也是与晋阳大火的永恒对抗。
赵光义焚烧晋阳之际，西郊的晋祠也随之被毁，经北宋官方主导重建的晋祠，所祭祀的神灵除唐叔虞外，新出现了一位“女郎”，自仁宗时代尊封为昭济圣母后，圣母“喧宾夺主”，成为后世晋祠的主神。按照晋源地区的传统习俗，旧历七月初四至十四举行圣母出行仪式，将神像迎至晋源城（建立在晋阳古城遗址之上）中诸庙祭祀，唯独进九龙庙时规矩特殊，轿子必须倒过来，使圣母脊背朝前，倒着抬进庙，否则轿杆就会折断。对此，人类学者张亚辉的解读引人遐思：“不论九龙圣母究竟是谁，这个庙最初建立都和当地人对宋以前的晋阳故城的怀念有关系，圣母倒进九龙庙一事也说明，她的确对晋阳故城有某种难以言表的愧疚。”（《水德配天：一个晋中水利社会的历史与道德》）
若以学界最为通行的时代分期而论，魏晋至隋唐为“中古”，北宋以降则步入“近世”，那么，晋阳城便是中古时代最后一座毁于战火的都城级城市。近些年来，长安、洛阳、建康等古都的面貌逐渐清晰起来，一方面得益于考古进展的逐渐深入，另一方面则因为相关的文字史料颇为丰富，其中，汉魏洛阳城因有《洛阳伽蓝记》传世，已经可以画出里坊分明的平面复原图，但晋阳的情况则相形见绌。
或许很少有人了解，著名的流行歌曲《烟花易冷》的灵感就来自《洛阳伽蓝记》。在哈佛大学《华语流行音乐》的座谈会上，方文山说起初读《洛阳伽蓝记》的震撼：“那个年代居然有人用文字当作纪录片。”遗憾的是，晋阳恰恰因文字记忆的损毁而永远失去了纪录片式重返现场的可能，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没有任何人可以“重筑”晋阳——这种可能性已经与太平兴国四年的那场大火一起烟消云散。
